大江健三郎：“ 我不能重生，但是我们可以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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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2000年9月访华时在北京贵宾楼饭店下榻处。午荷\摄

享誉世界文坛的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1935—2023）于3月3日逝世，享年88岁。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战后文学的旗手、文学理论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也是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文学创作从个人体验出发，关注日本及世界范围的普遍性问题，深入思考人类的共同命运。晚年参与创立“九条会”，捍卫和平宪法，东日本大地震后多次参加反核电的游行集会。

为追思和缅怀这位作家，近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秦刚，日本岩波书店原总编辑马场公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张文颖、副教授王丽华等几位中外学者，围绕战后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去世及其文学创作与影响展开了一场对话。

对话嘉宾：

秦刚：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

马场公彦：日本岩波书店原总编辑、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张文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陈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丽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日本战后作家的“衰老”离世

秦刚：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去世这一消息，13日才由NHK报道出来，这几天在海内外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特别注意到日本媒体报道出的死因是因“衰老”而离世，他不是为疾病所击倒，只是没有抵御住时间对生命的侵蚀，这对于他的作家身份来说也是一种荣耀。然而，一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而且有世界级影响力的作家，在此之际因“衰老”而离世，这对于他身后的世界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让我想起，日本的防卫政策正在寻求转向，和平宪法岌岌可危，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即将排放至大海，已持续一年多的乌克兰战事甚至有可能触发核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世界的未来和人类共同命运特别关注的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衰老和离世，便更加令人心情沉重。

马场公彦：大江健三郎的去世意味着日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战后作家。大江确实是战后日本文学的旗手，自23岁获得芥川奖以来从未退出日本文坛第一线。其间，他相继发表长篇小说，每部都会挑战新的主题和风格，掀起战后文学的新潮流。他的去世是日本文学的损失，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损失。但是，不应该只把大江的功绩局限于文学界。作为一名作家，他不仅进行文学创作，在思想界与评论界也留下了很多著述。其中不仅有文艺评论，也包括许多社会、思想评论。他不仅在各种政论媒体上积极发声，还出于对日本社会状况的忧虑，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将大量精力投入市民运动中。他是与战前日本彻底诀别，在战后民主主义精神中哺育、成长的战后第一代人中的领头人。结合现在日本的政治、社会状况，就不得不说，大江的去世是战后民主主义的巨大损失。

张文颖：3月13日上午我给研究生上课时正好提到了大江先生，我说当下世界局势依然动荡不安、核战争威胁依然存在。大江先生年事已高，他的文学对于核时代的把握以及对死亡之灰的恐惧与担忧依然不过时，需要我们继承和深挖，期待同学们投入大江文学的研究中。下课不久我就在微信朋友圈里得知了这个悲伤的消息，瞬间震惊和悲痛同时袭来。他的离世不仅仅是日本知识界、文化界的重大损失，同时也是世界知识界、文化界的重大损失。

陈言：当接到大江先生的死讯，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是长年奔波医院为儿子拿药，近6年间往返大阪、东京之间，站在被告席上那个衰颓的身影。如今，他终于可以安息了。长子大江光生下来就是脑部残疾，尽管如此，毕业于东京大学、早年成名、年近花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先生，完全可以凭借著名作家的身份过着平静优渥的生活。然而他偏偏把自己带到一个一个历史现场，沉潜其中，卷入事件、官司、游行队伍，把自己的一生过得“兵荒马乱”。在大江看来，受难就是文学。庄子在“秋水篇”中说，“道无终始，物有死生”，大江留下的丰厚遗产，足以上升到“道”的层面。我们缅怀他，就去阅读他吧。肉体的有限性，他曾反复论述过。如果去梳理大江文学的脉络，我们发现，自60岁之后，他就开始写向世间告别的文字了，或者说，写死亡之书了。比如以伊丹十三之死为契机而创作的长篇小说《被偷换的孩子》（2000），比如《别了！我的书》（2005），比如《晚年样式集》（2013）。他之所以为死做如此绵长的铺垫，就是想要对“新人”说的话太多了。那么作为“新人”的我们要问问自己：大江说给我们的，都听到了吗？

用边缘的想象力对抗中心的冷暴力

秦刚：1958年，年仅23岁的大江健三郎就以小说《饲育》获得了芥川奖，两年后还作为日本作家代表团的一员访问过中国。但其作品被介绍到中国，主要还是在他199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代表作品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并掀起了大江文学研究的浪潮。从其作品的正式引入算起，差不多已有30年，可以说大江文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极大提升了日本现代文学的存在感和关注度。

张文颖：我就是大江先生获奖后开始零星地阅读他的作品的。1995年9月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攻读文学方向硕士学位后，才开始正式阅读大江先生的作品。就阅读体验来说，其初期作品《奇妙的工作》（1957）、《死者的奢华》（1957）等都是理念先行的作品，当时我对于存在主义文学以及存在主义哲学知之甚少，所以感受到了很大的阅读障碍。直到读了《饲育》，我对大江文学的印象才有了转变。其精妙的结构和特殊的战争叙事，以及儿童与成人世界的对立与冲突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喜欢上了大江文学。紧接着我阅读了他初期文学中以儿童为主角的作品《掐去病芽，勒死坏种》（又译《感化院的少年》，1958），让我对于他文学世界中独特的矛盾冲突设定以及被墙壁围困的意象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后来当我阅读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时，有种被开启了文学之眼的感觉，源自西方的存在主义思想可以这样与东方接轨，并衍生出如此绚丽的文学之花。其中，更加打动我的是其隐藏在故事后面的历史意识。万延元年农民暴动与100年后以年轻大学生为主体的安保运动，通过这样的时空结构叙事来对抗当时日本政府主导的明治维新百年庆典活动，让我感受到了大江先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义无反顾的勇气。我为能与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感到幸运，并为自己选择这样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感到自豪。

秦刚：2002年你在日本出版了大江的研究专著《场所的咒力》，在对大江的出生之地作了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场域的问题入手，对大江文学展开了视角独到的分析。

张文颖：这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实际上比较了日本战后两位重要作家大江健三郎和中上健次（1946—1992）在文学上的异同。采用的分析方法是边缘视角和边缘叙事分析法。立足于边缘，通过构筑边缘世界来对抗中心，是两位作家的重要文学创作理念。场域既有地理学意义又具有文化学意义，通过对场域和空间的全方位挖掘和分析，来探究其文学中的边缘性意义。大江文学的魅力主要体现在边缘与中心的对抗上，这里说的边缘不仅包括地缘观念，还包括文化观念，既包括物理空间，又包括社会空间以及社会属性的人。在他的小说中，儿童、暴饮暴食的胖妇人、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小丑等人物的塑造，都在暗示着这个世界的多义性、非条理性，通过怪诞现实主义的书写来呈现复杂的世界，激发读者的想象力，进而用边缘的想象力来对抗中心的冷暴力。

大江健三郎文学行走于中心与边缘、城市与谷间山村之间，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空间意象。以往的研究主要聚焦大江文学的边缘叙事、历史叙事，而对空间叙事较少论及。最近我正在思考空间在大江文学中的功能与作用。同时，大江文学初期正值日本战后复苏和经济高增长期，城市化进程在其文学中如何呈现也是我关注的课题。《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蜜三郎和鹰四的故乡就面临着资本的蚕食危机。大型超市的闯入以及朝鲜人“超市天皇”的盛气凌人，都象征着资本和权力的共谋。此类内容在大江其他作品中也存在，挖掘和分析城市化进程的相关内容，有助于拓宽大江文学研究的疆界。

陈言：我进入大江的路径，是从他跟日本右翼就《冲绳札记》（1969）打官司的事件（史称“大江、岩波冲绳战役审判”）开始的。这本书正好涉及二战末期的冲绳战，跟我的二战研究形成了对接，于是我以《冲绳札记》为日语学习和二战史研究的范本，开始翻译《冲绳札记》。日语专家都说因为大江艰涩的文体而刻意回避，而我对这些压根儿不了解，就稀里糊涂地一头钻了进去，是真正的无知者无畏了。我翻译的《冲绳札记》先后于2009年、2010年、2017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北京三联书店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那场诉讼在2011年4月迎来终审，以大江和岩波书店胜诉而告终。岩波书店将此次诉讼始末及相关言论辑成《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于2012年出版。我后来组织学界师友将这本书翻译过来，201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在我学术生涯的成长期，大江先生以这种方式伴随着我，一直影响着我，给了我巨大的勇气。选择做战争/战场的“收尸人”这项工作异常艰难。所谓“收尸人”是从如下意义上来谈的：战争结束了，战场也被清扫得很干净，但是战争引发的巨大灾难，以及所造成的创伤仍然需要面对，如果文学家能够将自己的文字与战争的记忆相连，那么他就称得上是战争的“收尸人”。大江深入历史事件的现场，但并不局限于事件的表面，而是深入其背后，探讨事件从酝酿到发生的过程，在更为历史化的脉络里展开思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把生活、行动和思想熔为一炉的作家。

马场：冷战结束后，经过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日本的右倾化更加严重，以自民党为首的保守政党的修宪动向愈发活跃。同时，历史学界、教育界更加右倾，媒体界的左翼势力遇到重重阻力，右派保守系媒体重新获得了大众舆论的支持。在这种趋势之中，司法界也被卷入其中，就是关于“日军强迫冲绳民众集体自杀诉讼案”。原告是冲绳战役中向居民下达集体自杀命令的指挥官及遗属，他们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了侵害。而岩波书店因出版了以此事为原型创作的大江的《冲绳札记》（并未使用指挥官的实名）以及家永三郎（提起诉讼时已去世）的《太平洋战争》一书，成为此次诉讼的被告。一审判决中，原告败诉，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都判定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大江和岩波方胜诉。从诉讼开庭审理到宣判期间，《产经新闻》和右派的学者团体都利用此事大肆宣传，批判战后民主主义与和平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2012年岩波书店出版了被告方的庭审记录《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

《晚年样式集》与大江健三郎晚期风格

秦刚：大江健三郎留下了30部长篇小说，同时还发表过《核时代的想象力》（1970）、《同时代的战后》（1973）等大量评论集或随笔集，多达40多部，其文字总量超过了他的小说创作。已经出版中文版的有《广岛札记》（1964）、《冲绳札记》（1970）、《小说的方法》（1978）、《读书人》（2007）、《定义集》（2012）等等，当然从数量和比率上看远远不够，还应该更多地翻译和介绍，让中国读者有机会了解这位作家的思想和文学全貌。

马场公彦：从出版业为核心的媒体视角对大江作品进行分类的话，可以分为以小说为主的文艺创作系列和以评论、随笔为主的评论系列。根据出版社分类的话，前者大部分出自讲谈社、文艺春秋、新潮社，这些出版社都发行文艺月刊。大江分别在上述出版社的文艺杂志上连载或发表作品，再由同一家出版社结集为单行本出版。后者大半也同样经由讲谈社、文艺春秋、新潮社，此外就是岩波书店、每日新闻社、朝日新闻社等。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就是岩波书店。岩波书店发行的杂志包括《世界》《图书》《文学》《赫尔墨斯》等。大江在《世界》上首发的社会评论结集为评论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全10卷本的《大江健三郎同时代论集》（1980—1981）。他在《图书》上刊载的基本是随笔，曾以《新年的问候》（1993）为题出版了单行本。而他的社会评论类代表作《广岛札记》《冲绳札记》也都是先在《世界》月刊上发表，再由岩波书店出版发行。

大江的社会评论也大多首发在《世界》上。看一下他的这些文章的题目，就可以了解他所关注和担忧的都是战后日本哪方面的问题，是如何与时代状况齐头并进，并直视同时代日本社会面临的窘境，与向战前回归的动向斗争的。1963年他前往广岛，记录“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召开，访问了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对于核问题，他的反核与和平的立场愈加鲜明。1965年他前往回归前的冲绳，亲临冲绳回归运动的现场，探访冲绳的战争遗迹，立场逐渐向冲绳的非军事化与反基地运动倾斜。1973年，他以当时的韩国总统候选者金大中绑架事件为契机，批评韩国独裁政权，针对朝鲜半岛问题积极发言。2001年，右派学者结成“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出版了中学历史教科书，认为战后历史学采用了“自虐史观”，历史修正主义在历史学界、教育界蔓延。大江对此展开批判，并立场鲜明地坚持战后民主主义。当时他投稿的标题是《以此无法培育新人》（《世界》2001年6月号）。

秦刚：1988年大江就写过一篇题为《最后的小说》的评论，设想过他自己的“最后的小说”，那时他刚53岁。2000年9月29日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讲演中，再次提到了他对自己“最后的小说”的设想。他说自己已经步入老年，想在生命终结和想象力死亡之前，再写一部大型小说和一两篇小型作品。而他想写的最后的大型小说，是把世界边缘的日本以及更为边缘的岛屿森林和世界普遍之场相连通的“地洞”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和配角，甚至成为小说叙述的方法，也成为小说多重主题结合的一种“元小说”。当然，这是他当时的设想，他不可能预料到“3·11”事件的发生。最终成为他的“最后的小说”的是《晚年样式集》，“3·11”事件的发生深刻改变了他的“最后的小说”的创作。

王丽华：在2009年创作完成“反映日本二战前后不同时期时代精神”的作品《水死》之后，大江健三郎已经不准备再写长篇小说，而是想重拾初登文坛时的短篇小说体裁，而且已进入实际的执笔阶段。但是，“3·11”事件发生后，大江健三郎平静的晚年生活被彻底打破了。他发现自己之前创作的作品以及正在创作的小说在这样巨大的核灾难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于是，他转而开始深入阅读8年前去世的友人萨义德的作品，意欲寻找新的创作灵感与文学主题。之所以将目光投向萨义德，是因为萨义德的晚年同样也曾面临过巨大的灾难，他一方面偕同丧失故土的巴勒斯坦同胞们与外部世界相抗争，另一方面又被迫与自身内部的白血病作斗争。在内外夹击的双重苦难中，萨义德创作了一部关于文艺家如何超越晚年危机及灾难的绝笔之作《论晚期风格》。通过这部作品，萨义德不仅超越了晚年危机，而且还实现了艺术上的再次辉煌。

大江健三郎继承萨义德“晚年样式”的思考，是“3·11”事件发生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选择。在灾难面前，大江健三郎没有屈服，而是像萨义德一样选择了“格格不入”，开始积极思考新的核状况下自己独特的晚年生存方式。《晚年样式集》中，他通过核灾难后残疾儿家庭走向新生的故事来摸索“3·11”事件后日本的未来。因此，《晚年样式集》的创作对大江健三郎本人而言，既有自我救赎的意味，同时也是“3·11”核灾难后对死亡的审美体验与超越，并以“批判”的姿态达成了萨义德所说的艺术上真正的“晚期”。

大江文学的文体与灵魂

秦刚：《晚年样式集》目前还没有出版中文版，一定有很多读者正期待它的问世。同时大江小说的语言经过翻译之后，也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障碍。但其实他的作品日语原文的文体本身就十分独特，这也一直是评论界和研究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而文体问题又恰恰是大江本人尤为重视的问题之一。

王丽华：大江在散文《当学徒工的作家》中就强调说，“最重要的是不得不思考日语的文体”，“占据我脑海的最为重要的就是日语的文体”。他独特的文体及创作意识导致其文学的晦涩难懂，对此，结合日本学者门脇佳吉的分析，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大江的文体远离了日本的传统文体，翻译腔很浓。这对那些已经习惯于日本传统文学吟颂花鸟风月的“旧人们”而言，就成为令人生厌的文体。第二，大江的“小说方法”巧妙而又复杂，频繁使用陌生化、狂欢化叙事、怪诞写实主义等手法，展开了一个个想象的世界。第三，多处使用隐喻的手法，理解起来费力。此外暗喻也是解读大江文学最为重要的因素。第四，大江文学不仅引用了叶芝、布莱克、但丁等众多西方文学家的作品，还引用了奥古斯丁、西蒙·韦伊等西方思想家深奥的作品。大江长年熟读这些文学及思想，无形中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并下意识地表现在文字中。第五，大江一直关心“灵魂问题”，所以大江文学中会涉及很多“祈祷”“恩宠”“救赎”“救世主”“灵魂”等形而上的问题，这也是他的文学深奥难懂的原因之一。

马场公彦：大江的小说常被评价为情节展开奇异，想象力丰富，而同时文体又晦涩。其实，他的小说的日语原文就是这样的。至于原因，经常被提及的是大江引用的典据多来自西方文学和哲学思想，便自然将欧语翻译体融入文本当中。我不是文学研究专家，甚至不是大江小说的热心读者，因此只能根据自己的印象来讲。换个角度看，大江积极地引入西欧语言的表达方式，可能是他希望促使日本文学彻底告别一直以来以汉文、古文表达为骨骼的文体。明治以后，日本文学一直积极导入西方语言的表达与新词。但是战前活跃的文学家都有古文和汉文的素养，所以汉文式的表达也一直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直到战后，不仅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等老作家是如此，开高健等同时代作家也明显采用了汉文式表达。大江被称为战后文学的旗手，他积极导入西式的文体，也许可以理解为包含了他想割断战后文学与战前文学的联系，开拓新的文学世界的意图。

陈言：说到大江的文体，他本人曾在《读书人》一书里反复谈论。大体说来，他借助辞典，往返于原著和译著，持续品味二者的语言、感受性和知性，找到他最感兴趣的文体，将译文文体与之杂糅，然后尝试着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日语文体。马场老师说那样做的意图是要与战前切割，我则认为他试图创造一个独特的个体，在此基础之上去拥抱世界，拥抱那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如果说川端康成展示的是“日本的世界”，那么大江展示的则是“世界的日本”，有世界，有他者。这是因为大江博物馆式的写作背后，有一个长长的西方知识谱系，爱伦·坡、奥登、艾略特、布莱克、君特·格拉斯、萨义德、诺曼·梅勒、库特·冯尼古特……面对欧美，大江主知；面对中国，大江主情，这“情”里包含着日本侵略战争带给他的原罪感。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他一生反核，当得知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他不得不寻求萨特的理论，去合理化中国的行为，这又回到了他以弱者的名义去书写弱者的历史的伦理境况中。

张文颖：说到继承大江的遗产，边缘视角、边缘立场是极其重要的，而很多研究者关注大江和鲁迅的关联性的问题，反而忽略了真正意义上的有价值的边缘立场。要真正继承他的文学精神，需要读懂他的作品，然后靠近他，倾听他发自灵魂的声音，并与他一道前行，让我们的人生在其文学的映照下焕发出更多的光辉。此外，大江的文学创作中包含着很浓的堂吉诃德式孤勇者的味道。不要忘记大江年轻时期，日本已经进入经济高增长期，整个社会的大氛围是大家开始不关心政治而去享受生活。而他执着地要去面对黑暗的东西，面对墙壁。所以他对社会的观察力、对世界敏锐的捕捉力，也是应该继承下来的。我们不能只看到一种世俗化的消费社会，也需要清醒地认识消费背后的资本蚕食及其与权力的共谋，并把它揭示出来。大江的这种责任心，这种冷静的洞察力，是需要我们去继承的。

我认为他是一位积极的“虚无主义者”。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是双义的，一个是作为精神力提高标志的虚无主义即积极的虚无主义，另一个是作为精神力衰落和败退的虚无主义即消极的虚无主义，显然大江先生属于前者。因为当今时代还远非理想世界，有必要共同努力创造美好的未来，这样就需要发挥个体的想象力和精神力。大江经常提到想象力，想象力是向中心抗争的最有效的武器，想象力是能让社会更加多元化、和谐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动力源泉。从这意义上来讲，我们有必要继承大江先生这种积极的虚无主义，要充分调动想象的武器去与时代进行抗争。他经常用一个词叫绝望式的蛮勇之气，这种蛮勇之气可能还需要当代人去继承。另外，大江文学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他期待着“新人”的出现。虽然年龄上我们已经不是“新人”，但还是能够为这个世界展现出一点大江作品中他所期待的新人的精神面貌和精神内核来。

秦刚：在《晚年样式集》的结尾处，大江引用了他在长孙出生时写的一首诗。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堪称这位作家在他的“最后的小说”中为读者留下的遗言——“我不能重生，但是我们可以重生。”他期待并相信未来的读者，能够成为迎接人类重生的“新人”。

原标题：大江健三郎的边缘立场与晚期风格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周晓苹

新媒体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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